1894年，广西东兰的一户地主家庭迎来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小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声名赫赫的红军将领——韦拨群。韦拨群的父亲是一位当地的富裕地主，家境优渥，拥有丰厚的财产。然而，尽管家里富裕，韦父对待长工一向十分仁慈，尤其是在灾年，他总是主动给那些辛苦劳作的长工们分发更多的粮食，帮助他们度过难关。韦拨群从小就继承了父亲的仁爱之心，长大后他常常会悄悄地将自己的零花钱拿出来，帮助村里的贫困孩子，给他们送粮食和衣物。村里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拨哥”，大家都感受到他那颗温暖的心。
在庆远中学读书时，韦拨群展现出独立的思想和强烈的正义感。每年，他的老师吴家书都会要求学生们送礼为他庆祝生日，而这一传统的做法令韦拨群感到非常反感。他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老师的行为，这让吴家书十分恼怒，最终将韦拨群赶出了学校。这一事件不仅没有让韦拨群退缩，反而激发了他更强烈的反叛精神，也让他决心去追寻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展开剩余78%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深深影响了韦拨群，尤其是该杂志上关于新思想的探讨，使他对旧社会的腐败和束缚产生了强烈的反感。韦拨群卖掉家产，带着百余名志同道合的青年到贵州参与了熊克城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起义。五四运动后，韦拨群受新思潮的影响，毅然决定脱离旧军队，回到了家乡，并组织成立了农民自治会，致力于推动地方的民主改革。
在东兰县，有一个名叫韦龙甫的地主，手握重权，横行乡里，常常以权谋私，压榨贫苦百姓。有一天，农民黄鼎昌因无法交纳赋税，被韦龙甫抓去严刑拷打，吊打致死。韦拨群看到这一情况，认为这是发动群众反抗的不二时机。他带领自己的自卫军前往韦龙甫家，准备展开行动。韦龙甫闻讯后，急忙派小老婆带着一箱银圆去找靠山——县长蒙元良，企图用金钱摆平事情。韦拨群迅速从床底下拉出了吓得半死的韦龙甫，强行将他带到自治会。蒙元良见此情形，派兵前来抓捕自治会成员，然而韦拨群却带领众人闯入县衙，用枪指着蒙元良，要求释放被抓的村民。当所有被捕的成员集合后，韦拨群带着他们一同离开县衙，成功带人逃出了东兰县。
通过蒙元良事件，韦拨群深刻认识到，要想推翻腐朽的旧政府，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他再次变卖家产，招募了几千名精兵强将，组织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多次组织起义，三次攻打东兰县城，可由于装备简陋、作战不力，所有的进攻都以失败告终，损失惨重。经历了几次惨痛的失败后，韦拨群决定彻底改变策略，他开始注重对部队的训练，提升战术水平，并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敌情，逐步积累经验，终于找到了击败地方豪绅的关键所在。
然而，1926年，广西当局为了打压农民武装，决定血洗东兰，韦拨群家园被焚毁，亲人无一幸免。更为惨烈的是，刚生下孩子三天的妻子也被捕入狱。这一切的悲剧并没有让韦拨群低头，相反，他将这份痛苦转化为更强的斗志，誓言要继续抗争。他带领农民武装，不断地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屡屡给予敌人重创。
在历经无数次战火洗礼后，韦拨群逐渐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1929年，他参与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之后更是担任了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在随后的战争中，韦拨群始终坚守在自己的根据地，虽然战斗环境恶劣，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并且很快发展起了三千多人的队伍。然而，面对白崇禧领导的桂系的围剿，形势越来越严峻，敌人将十万兵力调集过来进行围剿。为了避免遭到敌军的正面冲突，韦拨群选择采取游击战术，将战士们分散隐蔽，自己则带领少数亲信躲藏在密林中，不断与敌人周旋。
然而，敌人很快找到了突破口，他们通过毒计将韦拨群的亲信，韦拨群的侄子韦昂和妻子陈的白抓捕，并以高额奖励为诱饵，逼迫他们背叛。1932年10月17日，韦拨群患了重病，身心虚弱，韦昂和陈的白下山带来药材，却趁机在19日早晨对韦拨群实施了致命一击。韦昂从韦拨群床下抽出手枪，直接开枪射杀了他。
在韦拨群牺牲后，敌人为了威慑群众，将他的头颅带到街头示众，最后将其埋在了梧州的中山公园树下。叛徒韦昂和陈的白未能得到应有的奖励，反而过上了贫困的生活。解放后，关于韦拨群的调查被重新提上日程，最终通过长时间的努力，犯罪者被抓获并受到了应有的制裁。
韦拨群的香刷洞现如今已成为国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许多人前来参拜，缅怀这位英勇的红军将领。邓小平曾亲自为韦拨群烈士的纪念碑题词，称其一生短暂却波澜壮阔，值得所有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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