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做学问风貌有别，山东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杨爱国选择“深耕一隅、穷极幽微”。近40年来，他的主要研究对象，一直是汉代画像石。
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汉代画像石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鲁迅称赞：“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汉代画像石是汉代独有的艺术形式，上承原始神话世界的瑰丽想象，下开中华审美与人文精神的独特脉络。“全国汉画看山东”，山东汉代画像石种类丰富、数量庞大、内容独特，历来是瞩目焦点。
通过发表学术论文、撰写专著以及积极开展普及传播等方式，杨爱国搭建起连接古今的桥梁，让更多人得以走进包罗万象的“石上世界”。
义无反顾步入学术“窄门”
杨爱国出生于江苏如东，1980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历史学家李发林开设的专题课上，他得以接触并了解汉代画像石。李发林是秦汉考古领域专家，当年单枪匹马走遍山东，调查和走访汉代画像石、碑刻，于1982年出版《山东汉画像石研究》，学术成果得到夏鼐等考古学家的关注。
展开剩余90%“李发林老师的汉代画像石专题课，细致又深入，有的同学觉得枯燥，难以听进去，我却感觉到了其中的趣味，坚持听完了整门课程。至今，我仍保留着李老师这门课的刻印本讲义。”杨爱国说，让他惊艳的是，汉代画像石的内容是如此丰富生动，冥冥之中，他感觉自己与画像石结下了不解的缘分。1986年决定攻读硕士学位时，杨爱国师从李发林，明确将汉代画像石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研究汉代画像石，都是走入了学术的“窄门”。杨爱国说，那个年代，放眼全国，同龄人中没有几人愿意去做这项工作。他决定研究画像石，绝不是一时兴起，而是迅速沉下心，如饥似渴地钻研秦汉史及画像石著作，以防将来学术路上后劲不足。
杨爱国至今记得，跨入汉画像石研究大门后，多位考古界前辈对他的提醒和鼓励。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著名考古学家信立祥就曾对他说，汉代画像石只是汉代一类器物而已，不要眼睛总盯着它，要开阔视野。在师长和前辈的影响下，杨爱国立足汉代，除了钻研汉画像石，研究对象还涉及汉代城址、聚落、墓葬、汉代思想等多个方面。
在研究汉代画像石的征程中，杨爱国还遇到不少令他敬仰又难忘的“同行者”。
1993年，由山东大学调到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专注于画像石研究后，杨爱国走遍山东各地画像石收藏点，结识了多位终生投身画像石保护工作的基层文物工作者，比如嘉祥县的朱锡禄、滕州市的万树瀛等。
嘉祥武氏祠里的汉画像石、一对石狮、一双石阙、多块石碑能够保留到现在，与朱锡禄的终生守护有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文保单位工作的朱锡禄拿着工资和给孩子看病的钱，从村民的猪圈、院墙里，抢救购买百余块汉画像石，其中就包括“孔子见老子”画像石。他以“要砸画像石，先砸我”的决绝，用生命保护了这些珍贵文物。
“他们曾在如此艰难的情形下，护住了汉代画像石。但他们从不讲这些困难，也绝不抱怨。每次见到朱锡禄，他都在激动万分又滔滔不绝地讲汉画像石里的故事，极力地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文物。”杨爱国说，后来朱锡禄常年住在武氏祠附近的村子，守护和讲解文物，并通过自学和钻研编纂出版《武氏祠汉画像石》等作品，他对武氏祠熟悉到不用看，教鞭一指绝不出错的地步。
“无论社会大潮如何变化，他们一直坚守在基层文物工作者的岗位上，在田野里奔波，为文物保护奔走，非常令人感动。”杨爱国说，“我之所以能在汉画像石研究的道路上坚持下来，跟这些前辈有很大关系。”
武梁祠西壁五帝（拓片）
在小众领域做出精深学问
“我把汉画像石放在汉代考古、汉代社会中展开研究，在更宽泛的视野中来看画像石，而不是只盯着它本身。”除了走出去看文物，杨爱国也阅读大量文献，总结和回顾别人的研究成果，并寻找自己的研究方向。
从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到北宋赵明诚的《金石录》，再到清代黄易著《修武氏祠堂记略》，金石学者对山东汉画像石多有著录。1954年前后，沂南县北寨汉画像石墓等汉墓被科学发掘，丰富的汉画像石引发学术界聚焦，画像石及两汉史研究出现一个小热潮。截至20世纪90年代，学界已出版《山东汉画像石研究》《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等专著，更多综合性、权威性著作也陆续出版。
1995年开始，杨爱国参加由焦德森主编的《中国画像石全集•山东》第三卷的编撰，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厘清了山东画像石的区域特点，并开始收集纪年画像石资料。此后数年，杨爱国跟随著名汉画像石专家蒋英炬，一起完成《汉代画像石与画像砖》《朱鲔石室》《孝堂山石祠》等学术著作，为推动山东汉画像石研究作出积极努力。
积数年之功，杨爱国于2006年完成30余万字专著《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纪年汉代画像石的学术著作，在全面梳理之余，对纪年汉代画像石的地域特色、石刻艺人、祠堂图像与墓室图像关系、画像中的母亲和儿童等问题展开研究。建造武梁祠的“良匠卫改”，建造许卒史安国祠堂的王叔、王坚等汉代工匠，以及汉代女性和儿童群体，跃然纸上。
近年来，汉画像石研究融入艺术史、文艺美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学术领域拓宽。在此过程中，杨爱国也从兴趣出发，交叉艺术学、人类学，对汉画像石展开立体、透彻的个案研究，并在榜题研究上颇有所得。
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清孝堂山石祠祠主屡次更换，身份成谜。在学术文章《故事是如何生成的——以山东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为例》中，杨爱国寻找文献中的蛛丝马迹，真实呈现了东汉无名墓祠演变为“郭巨祠”的历程。他的结论是，一座东汉时期二千石官员的墓祠，被人遗忘了，后来被人尊称为孝子堂，再后来把发生在温县或隆虑的孝子郭巨的故事拉过来，附会成郭巨祠。
“孝子故事很有影响力。而美好的故事一旦形成，就会不断地被流传、被润色、被膜拜。人们不在乎真相，更在乎自己的感情、意愿是不是得到满足。统治者借其标榜自己的德行、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史之真退居到次要地位。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遗迹就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生成的。”这种对历史真相抽丝剥茧的探寻和开拓性思考，让汉画像石研究更有意思、更有意义。
汉画像石上几个字至数百字不等的榜题，在帮助人们解读图像内容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文字里有鲜活的人物传记、民间故事，可补史料之缺。杨爱国对汉代画像石榜题进行全面梳理，并延伸出“墓室结构后人改造”“汉代工匠”等研究，为学界提供了新视角。研究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时，杨爱国找到“幽墓美，鬼神宁”的角度，结合东汉张衡著《冢赋》及汉代建筑文化、丧葬礼仪、宇宙观等，对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进行精彩的个案解读。他的《汉代画像石产业链研究》突破传统范式，从手工业角度研究画像石，受到学界广泛好评。
“山东各地还有不少画像石，缺少系统性的研究，我一直在做这项工作，明年会推出枣庄画像石专著。”杨爱国说，40年来，他一边做学术史研究，一边做具体案例分析，在汉画像石窄窄的门扉之后，杨爱国探幽穴、辨微茫，贵在“专”而“深”。
孔子见老子画像石
让更多人亲近“石上史诗”
作为专业的博物馆人，杨爱国花了大量时间做汉画像石的普及工作。他说自己是历史知识的“搬运工”，甘做汉画像石行走的传播者。
“在文物普及上，没有谁比博物馆人更专业、更热忱。我们是公共文化的服务员，会讲解，懂展示，知道怎么吸引参观者。汉画像石是大家共同的文化遗产，我有责任和义务讲明白，让各行各业的人听懂、看懂。”杨爱国为读者撰写《不为观赏的画作：汉画像石和画像砖》《山东汉画像石》《走访汉代画像石》等通俗读物，忙着到各地高校、博物馆做讲座，不遗余力传播汉画像石，引导更多人走进“石上史诗”的世界。
在央视《考古公开课》上，杨爱国说：“一座武梁祠，完成了从古至今中国美术史上最完整、最有野心的图像远古通史。它是汉画像石艺术的高峰，是迄今为止保留下来的盛极一时的东汉画像石最有代表性的一组石刻建筑。”嘉祥武氏墓群石刻、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在1961年被评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它们为典型代表的山东汉画像石，可谓登峰造极、冠绝古今。
迄今为止，山东的汉画像石总数量超1万块，是发现数量最多、画像题材最丰富、雕刻技法最多样的分布区域，有嘉祥武氏墓群、长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临沂吴白庄汉画像石墓、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金乡朱鲔祠堂、嘉祥宋山小祠堂等举足轻重的遗存。画像石内容涵盖宴饮、车马出行、乐舞杂技、庖厨、狩猎、儒家历史故事等，保留了周公辅成王、管仲射小白、孔子见老子、荆轲刺秦等历史典故的视觉证据，还有三皇五帝、历代诸侯将相的画像形象……它们承载着汉代齐鲁大地的烟火生活与精神风骨。
山东临沂五里堡汉画像石《庖厨图》 局部
在积极的普及推广中，杨爱国侧重挖掘汉画像石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浅出地呈现其文化价值。
杨爱国说，武梁祠画像石从上到下依次是神仙祥瑞、三皇五帝和列女、孝子、刺客、车马出行、人间楼阁，从人们的精神世界逐渐过渡到日常生活，也完成了一部图像远古通史。“武氏一族建这座祠堂，是为了炫耀财富吗？其实是东汉举孝廉的社会背景的反映。后代人重视‘孝’这一德行，才会‘大象其生以送其死’，通过此形式，将墓主死后的生活安排得如此妥当。”杨爱国分析说，从东汉人对生的留恋，也能看出汉代人的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鲁迅大量抄碑，辑录金石碑帖，赞叹“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根据杨爱国的研究，1915年5月1日，鲁迅从琉璃厂购得武梁祠画像并题记拓本等五十一枚，这是鲁迅购买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最早的记录。当月，鲁迅又四次购买山东汉代画像石拓本。鲁迅一生共收藏汉代画像石拓本700余幅，其中山东的340余幅，在同时代学人中找不到第二个。“鲁迅有编纂汉画像石集的计划，但未完成，其书法习自金石碑帖，他以汉画像石助推新木刻发展，并认为金石是凝聚‘国魂’的遗物，主张探索在当时意义上的‘民魂’。可以说，鲁迅提倡的新文化，不是无根之水，无本之木，而是要融汇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为一体，开辟一个新世界。”
“鲁迅的这种精神，到今天仍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受鲁迅精神激发，杨爱国不久前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做讲座时，积极牵线搭桥，促成北京鲁迅博物馆与山东博物馆合作，在明年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时，举办以“鲁迅藏汉代画像石拓片”为主题的文化大展，让更多人通过展览感受汉画像石的独特魅力，了解鲁迅与汉画像石之间的深厚渊源。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杨爱国与山东博物馆的志愿者在一起
除了“汉代人的理想生活”“鲁迅与山东汉画像石”等讲座，杨爱国还从“汉代石刻工匠视角”“汉代礼仪”“汉代人孝的观念”等角度普及宣传画像石。他多次跟听众说，“如果我讲的内容你听不懂，或者不感兴趣，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一定要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讲明白画像石。”热爱和执着，让他坚持多年走在传播汉画像石的路上。“如司马迁引孔子言所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我也绝不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行事。”多年来，杨爱国一遍遍邀请大家走进博物馆，去看看汉代画像石，去看看汉代人的生活，去感受汉代人的精神世界。
“1800年前，我们的祖先物质生活远不如我们，却创造出了无与伦比的艺术世界。他们也遭遇重重艰难，却始终昂扬着乐观向上的精神。他们坦荡追求长寿、官禄、富贵与家族兴旺，整个社会一派生机盎然。我们每个人都能从汉画像石中重拾感性认知，受到精神上的感染，进而热忱地投身于各自奋斗的事业中。”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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